经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经典作品由于其出类拔萃，总是很快得到重视和注意，从而成为经典。但是事实上并不总是如此。而且在社会之中，同样作为经典的作品之间，但是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
经典化的案例
首先讲一讲以陶渊明和杜甫为例，讲一讲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化案例。陶渊明是晋朝人，但是在宋以前他的作品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高。比如，几乎把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品评过的《文心雕龙》一次也没有提到过陶渊明（现存本提到的一处地方基本可以确定是后人伪作）。钟嵘的《诗品》将陶渊明列为中品，作为对照列为上品的有李陵（很多托名李陵的作品可能是伪作）、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要以现在的观点来评价，或许其中只有曹植、阮籍、谢灵运可以和陶渊明相媲美。在同一时期，只有《文选》独具慧眼收了陶渊明的几首诗和《归去来兮辞》。而到了唐代，陶渊明的地位依然没有明显的提高。比如杜甫在诗作中就未曾提到过陶渊明。 （此处有误，杜甫在《遣兴五首》中提到了陶渊明，但未见赞扬） 在《戏为六绝句》中，他提到了庾信和初唐四杰。在《春日忆李白》中，他用庾信和鲍照来和李白参照（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又用阴铿作为例子（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在《解闷》十二首中他提到了沈约、范云、曹植、刘桢、李陵、苏武、孟浩然、谢灵运、谢脁等人，也不及陶渊明。可见在当时陶渊明并为成为重要的诗人。陶渊明的再发现主要是在宋朝时期，由于诗坛逐渐转向日常和平淡的写作，陶渊明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宋朝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苏轼的推举，并自己创作《和陶诗》，使得陶渊明被推上神坛，并在此后经久不衰。作为参考曾国藩在《十八家诗抄》中选择了六位魏晋南北朝的作家，分别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可以看出和《诗品》的评价已经大有不同。
杜甫的情况也较为相似。杜甫在生前诗名不显，同期的诗集却几乎不收杜诗。但是杜甫地位的确立要到中唐之后，在其中或许韩愈的影响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或许是第一处将李杜并提的。其后的诗歌选集基本上都收录杜诗。但杜甫真正成为诗歌第一人还是要到宋朝人对于杜甫诗的推崇。尤其是苏轼、黄庭坚两位诗坛领袖对于杜甫诗的力推。现在依然能看到好事者借苏轼的大名留下的杜甫诗注，在一个侧面说明了苏轼对于杜甫诗是有所研究的。而黄庭坚更是提出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取法杜甫以才学为诗，其后的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的说法，而杜甫就是一祖。宋朝号称有千家注杜，虽然有所夸张，现在依然有不少注解存留。杜诗的经典地位就此确立。到了明代，主张复古的前后七子依然以杜甫为宗，清代亦是如此。作为参考《十八家诗抄》中只有杜甫各个诗体都选，而在乾隆编定的《唐宋诗醇》中杜甫诗的数量是最多的。（李白 375 首，杜甫 722 首，白居易 363 首，韩愈 103 首，苏轼 541 首，陆游 561 首）
可见对于经典作品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很多作品在刚出现时不受重视，在之后地位才逐渐提高。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经典化的例子是《孟子》。很多人觉得《孟子》是四书五经之一，一定向来受到推崇。但是实际上，《孟子》真正的经典化，恰恰是从朱熹提出四书才完成。在汉代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所修习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并在解经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传。而到了唐代提出了所谓的九经，即《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而以《论语》和《孝经》为兼经。《孟子》的地位依然不见提高。从韩愈的道统论将孟子视为孔子的继承人，并提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氏醇乎醇者也”之后，《孟子》的地位才开始有所提高。到了宋代无论是理学家还是政治家都重视孟子，《孟子》得以列入科举，孟子首次配享孔庙，并被刻入《十三经》。而最后到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成为官方之学，这一过程才彻底完成。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孟子对于孔子的继承是很明显的，但是其地位的跃升依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作为另一位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却始终没有得到如此地位，也可以看出经典化和历史的交互是非常复杂的。
反经典化？
既然有经典化，那么是否有反经典化呢？也就是一部作品被某一时期的人当做经典，而在之后被否定抛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可能比较能一提的就是对罗曼·罗兰的反经典化。罗曼·罗兰曾凭借《约翰·克利斯朵夫》获得 1915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后面由于种种原因，其作品反而不被学界认可。但是这一案例中经典化的时间较短，所以其作品是否真正意义上成为了经典值得商榷。在大多数情况下，反经典化只会导致作品地位的下降，比如新文化运动以来四书五经地位的下降，比如随着科学的发展，《圣经》等宗教经典地位的相对下降。但是这些作品本身依然是在经典之列，只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不再有了以前的崇高地位，历史意义盖过了他的实用意义。因此，可以说经典作品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并且不减的集合。
经典的锚定作用
在经典被构筑之后，其就会产生强大的锚定作用。其一，经典成为后来人必须学习，并且常常效仿的对象。比如在杜甫诗成为经典之后，几乎所有的诗作家都学习杜甫的诗法。中国的书法家也总是以二王为师。维吉尔也学习效仿荷马的史诗来进行创作。在这种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经典的形式、技巧、内涵都被后来人所沿袭。其二，批评家也往往在已经建立的经典的基础上进行批评。比如《文心雕龙》的第三章就是《宗经》，也就是宗五经为师，并总结出了，经的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这样的批评建立之后，作品的好坏容易成为其与经典之间的差异的同义词，即越是接近经典的作品就越好，反之则差。也就是理论从经典而来，必然进一步巩固经典的地位。不少国人对于现代诗的不认可，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古典诗歌的美学范式的先入为主下，不可避免地对于现代诗歌的美学范式产生抵触。其三，对经典的批评往往会受到强烈的反对。比如王夫之对于杜甫、曹植诗歌的批评激起的争议，比如现代对于《论语》孔子的抨击，往往会受到剧烈的反抗。虽然其中也有批评不够合理的因素，但是对于经典的批评之困难也可见一斑。故而反经典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陶渊明长期不受到重视，但是在其经典地位确立之后，却几乎无人发表异议。当经典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之后，对于长期学习的经典的维护也就成了对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维护，变得自然而然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社会往往是趋于保守的。
理论和经典的关系是双向的。虽然往往经典会成为理论的建立依据或来源，但是理论的变化作为一家之言往往比经典这一社会化的变化来得更迅速。而在新的理论之下，未被经典化的作品又会被挑选出来进入经典化的过程，比如对于荷尔德林诗歌的再认识。在当代作品中，创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下突破旧有的框架进行创作。其中有些作品由于引起的广泛的共鸣而成为经典。而理论家为了阐释其何以成为经典而进行理论构建。这一过程往往成就理论的创新。这种对于经典的反叛是社会进步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