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为封建礼制的维护者和代名词，自中国五四以来常常作为攻击的对象。但是在注意到儒家学说保守性的一面的同时，忽略其历史背景和先进内容，不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评价，更是因噎废食，丢弃了其中的精华。尤其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儒家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儒家作为中国大一统之后的主导思想，是维护封建礼教的重要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儒家思想本身也是在发展的，或者说被歪曲的。要想弄清儒家最初的思想，还是应该首先考察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
孔孟之道
如果说打倒孔家店运动有什么硕果的话，那么对于孔孟的去圣化可以说是一点。在去圣化之后，我们作为现代人才能以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孔子孟子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可以批评他们的不足，而不必为圣人讳。在二人之中，孔子是相对保守的那个，但是其中也有一定的先进性。试举例来说明：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注意在这里，孔子是从周的，而不是从二代（夏商）。为什么？因为周朝的礼制是借鉴了二代而来的，相比于二代是有进步的。所以孔子对于历史的进步是不否认的，并不是一味的复古，认为越是远古越好。那为什么孔子不“与世推移”，而要求克己复礼呢？因为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矛盾已经凸显，连年的征战对于各国的人民都是巨大的负担，作为强调“仁”的孔子当然是不能够满意目前的现状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一点，劳思光先生认为是孔子借现有之词强调正名，有“君”之名，要有“君”之任务，“君”之权力。只具有形式逻辑意义，而非拥护封建制度。当然，即使孔子的本义与劳思光先生相仿，这句话本身也是很容易造成误解的。只是这提供了一个为孔子进行辩解的角度。故在此特意指出。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孔子与国君的问答，因此“君君”是孔子最想要说的话，是想要君王服从儒家的道德规范，也就是对于君权是加以限制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在这里我们逐渐进入了孔子的创新之处，即提出“仁”的概念。这一点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孔子虽然强调礼，但是强调的不是死板的礼，而是符合仁义的礼。如果没有仁义作为支撑，那么礼也就没有意义。林放是一个聪明人，他已经产生了从礼的表象中询问本质的意识，但是孔子更为高明，他已然思考了这一个问题，而且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么问题的核心就转变成了什么是仁？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现代通常将仁解释为爱人。此言精简，也不算错。仁的核心在于推己及人。推己及人，人爱己，故而爱人。所以礼乐的核心也要以人为本。（这一思想或可以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相比较）于是，礼是否合理有了一个标准，而不再是万世不刊之论，这也是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层面。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这里或许反映的是一种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但也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观念。唯心主义常犯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明明不存在的东西，他一定要说他存在，并想尽办法论证他存在，如上帝，如绝对精神。其问题并不全然在于论证的错误，而是论证的本身的必要性是不足的。在孔子的时代，原始宗教的影响还是较大的（可参看《墨子》中的《天志》《明鬼》），而孔子能够有如此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劳思光先生认为这里的命更接近客观规律，而不是所谓的宿命。于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不是被贬抑的，反而是被彰显的。也就是说虽然存在客观规律的限制，但是人已然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而不是屈服在命运之下。在我看来这和孔子对于原始宗教的态度是相符的更为合理的解释。
以上就孔子的进步方面进行了一定的阐述。由是可知，孔子在思想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如何的先进。劳思光指出孔子的理论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一，是道德如何成为可能；二，是如何解决“君不君，臣不臣”的问题。在我看来，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后的倾向造成的流弊还在于由于孔子述而不作的主张，《论语》零散而缺少显见的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历史上少有系统性的思想著作。另一方面，孔子重人的态度，使得他对于客观世界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淡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但这两点是孔子缺失的地方而不是大谬的地方。作为第一个产生文化自觉的哲人，有所缺憾也是可以理解的，后人一直不解决的问题不能全安到孔子的头上。
接下来看孟子如何解决孔子的两个问题：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如何解释道德之可能呢？孟子首先提出了“性善说”。一般认为，性善（恶）说的一大理论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恶（善）人的出现。（在这一点上荀子就做得不好。）但是劳思光先生指出孟子的性善说并不是说人天生就是善的，而是说人有善之端，也就是说人有善的倾向，善的可能，善的潜力，而不是说人有善的现实。要想达到善，需要“扩而充之”。对于孟子的“性善论”，还可以参看下面这一段话
孟子曰：“水性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这一个比喻将孟子的性善论讲得更清楚。也就是说，人虽有向善之倾向，但在“势”的作用下，也是具有作恶的可能的。这一想法，相比于荀子既认为性恶，又认为圣人能够制礼乐，而默认圣人之善，要更为合理。
而在第二个问题上，更是体现出孟子的进步性。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如果把君理解为统治者（而不单单理解为封建统治者），这一思想在现在看来也没有显得落后。在当时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激进了。尤其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可以说是阐明了革命的合理性。这种思想难道是保守思想么？从这里和之前的讨论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相似之处，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因。要知道思想的接受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在各种文明中都是一种常态。
那孟子思想还有什么缺憾呢？一方面，《孟子》和《论语》一样，不成体系。注意，我所强调的是书不成体系，不是两个人的思想不成体系。另一方面，虽然相比于孔子，孟子更为强调遵循客观规律，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主张，但是其落脚点依然在伦理上，而不是在客观规律的发现上。因此无力改变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轻视。但是这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忽视，不宜求全责备。
中国如何越来越保守
就中国的保守现实来说，可以说是明清才出现。宋朝，虽然常常被诟病，但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最为平等的朝代之一，但也被游牧民族打得最惨。宋儒虽然影响巨大，但宋朝社会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元，继承了草原的“落后”传统，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而明代建立并未完全清除元代的弊病，而朱元璋更是大权独揽，废弃宰相，要将孟子移出孔庙。难道明代之衰也要怪儒家文化么？清代承袭明制，又多以文字狱，文人不敢言，这些东西难道是儒家教来的么？明清二代全然是法家做派，却把明清二代的保守问题转移给儒家，这不是张冠李戴么？尤其是对于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曲解，使得儒家更是背上了封建压迫的污名。当然，对于文化的曲解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无论是孔、孟、老、庄，还是朱，都多多少少地被曲解过。但是把曲解造成的结果归咎于被曲解之人那就是相当不智了。
当然儒家对于这些问题绝不是没有责任的。首先，儒家本身有着尊古的传统。这一传统也是孔子所留下的，但是如前所述，孔子在尊古一面外，还有应时的一面，而后代儒家往往忽视了应时的一面，而只强调尊古。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孔子自己却成为了“神”，成为了膜拜的对象。最糟糕的莫过于儒生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也不承认是自己的观点，而要假托先贤之名，为了种种目的，造出伪书，曲解文意，使得孔子的面目全非，同时也强化了对孔子的盲目崇拜。由于崇拜而缺少批判，使得原来先进的思想，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落后思想。其次，儒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入其他的不同思想，逐渐消解了儒家的先进思想。包括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和人格天的观念加入儒家学说，使得儒家宗教化，君王的权威从民心转移到了天授，强化了君王的神圣性。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吸收道家、道教、佛教思想，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儒家思想的消极一面结合，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样态，即朝野之分。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士不再有寻求知己的自由，只能在官场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有被其他人所用的可能，只剩下用与不用的区分。“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积极精神逐渐被进则仕退则隐的姿态所取代。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宋儒为了应对佛道的冲击，不得不进一步地完善儒家的形而上学理论，将其现实性、实践性进一步地冲淡了。再次，儒家本身的实用主义倾向也会导致保守主义的产生。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抽象思维者未必高远，但是实用思维者往往短视。因为实用是以当下的用为价值评判标准的。过于重视当下之用，就难免忽视将来之用。而当下之用的判断又是由当下之文化所给出的，所以儒家的实用主义也就带来了儒家的保守性思想。最后，还可以提的一点在于儒家的圣君思想，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难以从体制上对于政治进行反思，而只是将批判停留在了君王的道德层面或是具体的政治事务上。这种不彻底，不根本的批判，在现在看来无疑是一种保守的倾向了。
参考资料
- 《论语译注》杨伯峻
- 《孟子译注》杨伯峻
- 《新编中国哲学史》劳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