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即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或许是源自《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可有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但是这种传闻的出现必然是在《史记》的写作之前,而在司马迁的时代,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要作品《公羊传》《谷梁传》已经广泛流传,或者已经成书。也就是说从司马迁更早的时代开始,一直到到淸王朝灭亡,乃至可能现在,大量的人都认为《春秋》有着孔子垂教后世的大意。
在此,我没有能力进一步地追溯这一想法的来源,这或许是出于对于孔子的崇拜,又或是依托孔子的名号来达成自己的主张。1但是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孔子修春秋还是作春秋,汉人的说法往往相互矛盾,《春秋》自身的文本似乎也不允许作出如此的判断。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就指出了不少疑点,包括《史记》对于孔子作春秋年岁的矛盾,《春秋》前后体例不一,《春秋》和鲁《史记》的佚文高度重合,并就此认定《春秋》就是鲁史的本文,孔子不曾修改。事实上,从宋朝起就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开始质疑《春秋》是否是孔子所作了。2杨伯峻引《经义考》: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两相比较,朱熹的说法更为保守一些,还留着“圣人作春秋”这一观点的尾巴,但是其提出《春秋》是直书其事,也就说明了他认为春秋不存在所谓的微言大义。杨伯峻先生认为《春秋》和孔子的关系只不过是孔子以其作为教材来传授弟子而已。所以,既然春秋并不是孔子一人所写,甚至并不是成书于一人之手,只是多个史官对于历史的记载的集合,那么所谓的春秋笔法就显得是在故弄玄虚了。事实上,现代人阅读《公羊传》《谷梁传》时常会有感到牵强的地方,因为两传从西汉开始就作为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权力的交互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最经典的莫过于《公羊传》开篇,隐公元年的这段话: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一句十分普通的叙述就被他牵扯出这么多的大道理,多少有一些“过度阐释”的嫌疑。而其中提出“大一统”的观念,在实际上起到了给西汉的统治者背书的作用。3由于认定孔子是《春秋》的作者以及《春秋》笔法的存在,《公羊传》和《谷梁传》对于春秋的解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写了有写了的道理,没有写有没有写的道理,正常地写是义例,反常地写寓褒贬——好赖话全给它说完了。如果我们抛开错误的思维基础就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春秋》写与不写未必有褒贬之意,可能只是有的事情鲁史官不知道,有的记载传抄过程中丢失了,或者就如鲁迅所说:“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总之,记载的失真可以有多种原因,完全不像是汉人所想象的那样。
甚至于用史学的眼光来看,春秋笔法完全是一种不好的记史方法。因为它以个人的褒贬凌驾于历史的客观性之上,使得历史的记载出现不必要的扭曲。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后人的补充,我们如何能知道《春秋》经文中有所谓“故意未记载”的事件呢?是否会对春秋的经文作出错误的理解呢?当然,辩证法认为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历史都不可能避免书写者研究者的时代局限性和个人偏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书写的任意和自由。认识到绝对客观的不存在,不妨碍我们尽可能地去避免我们这个时代所认为的偏见,不妨碍以我们当代的视角对历史作出判断。《春秋》之所以在当代依然被认为是一部信史,所依靠的也不是所谓的微言大义,而是其中依然保留的可靠能和现代天文学吻合的天文记载。
但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虽然“《春秋》有微言大义”是虚假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西汉就立于官学,在唐代是“九经”之一,在宋代是“十三经”之一,是读书人是重要的学习资料,被广泛地传授、阅读。另一方面,其影响从经学也拓展到中国古代的美学之中。比如在《文心雕龙·宗经》就提出“《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这可以说是春秋笔法的另一种说法。当然《文心雕龙》在清代之前似乎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学中所强调的“炼字”,所强调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同上引)都可以从春秋笔法中找到影子,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中国的绘画艺术。而这种文化基因甚至在封建王朝灭亡之后依然存在,即使今天很少有人去读《公羊传》《谷梁传》,但却必然会在语文的课堂上读到“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究竟好在哪里的解析,依然会在考试中遇到分析某一句话究竟好在哪里。这既使得中国人普遍有着局部地感知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对于宏大的结构,深刻的思想的关注和表达。但无可争议的是,春秋笔法,这个来源于错误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会一代代传承下去,直至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