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重读了《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福柯著，莫伟民译）的译者的序言，译者强调了福柯重新发现了神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室非常深刻的。从人的有限性，我重新思考了本体论和真理论的问题。本体论和真理论问题是哲学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希望从人的有限性出发重新思考这两个问题。希望能够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以及命题的真理性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诠释。事实上，在阅读《语言哲学》（陈嘉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时，我就试图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总感觉有所欠缺。在人的有限性的启发下我重构了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主观和客观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是模糊的。因为一切客观事物需要通过感官形成，形成大脑能够处理的主观材料，才能够为人所认识，因此将客观世界从主观世界中剥离似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切信息都在人的大脑中进行处理，那么如何断言客观世界的存在呢？这个问题在贝克莱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中表现的最为清晰。在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中，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理性构建的不存在的世界在它们的哲学体系中依然存在。直到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过来”。在我看来这个“颠倒”的核心在于马克思使得辩证法的矛盾的自我运动始终限制在人的世界中。马克思彻底地否定了绝对精神，因为它不可能由人达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终结了人的无限性的迷雾，将人的思考重新拉回了人的世界。因此，将客观世界以人的主观建立起来，即客观世界来自且只能来自人的主观观察。不存在人无法认识的客观世界，因为只有人能够认识的才属于世界。客观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多数人的主观！这样一来，主客观的对立就消除了。所谓客观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里的人指的是个体的人，但是当人类改变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后，人所认识的那个客观世界实际上就不同了。即使世界的运行规律并非人为决定，但是在认识规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入了人的主观思考。人事实上也不可能认识其所观察之外的规律。因此，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是永恒的真理，因为不被联系的东西不能够出现在世界之中！
于是，真理被降格为人的真理，真理的有限性被人的有限性所约束。而人的有限性来自于人的生命的有限，人认识世界的手段有限。当我们用语言来描述真理时，我们现以有限的方法把无穷的现象浓缩于有限的语言之中。我们所能够保证正确的命题，无非是在我们有限的观察之中而已。维特根斯坦说：“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就应该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对于不可说的，还未进入人的世界的东西我们根本一无所知，只有当一个东西可说的时候，人类才算真正有了关于它的认识。因此，命题的真伪取决于人的主观认识水平，或者说人类的主观认识水平。所以，对于历史人物，人类会给出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评价。不是因为历史改变了，而是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在不断的变化。
作为一个中国人，人的有限性这一观点是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文化中的。《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且观点非常不同的两家，在这里却保持了一致。中国人的现世精神以及务实的文化就此就被确立下来。中国人并非不谈论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都与现实保持着联系。比如孟子的“浩然之气”，一方面它接近与道德修养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以气这种现实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偏重实用的、在人的有限性下进行的思考，形成对于人、人生、人类的不断追问，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特殊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