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前的今天，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卡夫卡因肺病无法吞咽食物而在饥饿中死去。作为一个仅仅活了四十一年的作家，在作家中他远远谈不上多产，所留下的仅仅只有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几十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大部分在生前未曾发表。感谢独具慧眼的“背叛者”布洛德，我们才得以见到这位伟大的作家的大多数作品。
我认为作品的价值是需要时间来显现的。一位作家至少要等他去世之后 50 年，等他的作品进入公共版权，才能够配得上“伟大”这两个字。所以虽然我很喜欢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帕慕克等作家，但是这种偏爱只是个人的偏见，同时不免带上时代的局限，因而我认为他们暂时还配不上“伟大”二字。与之不同的是，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的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从作品的水平，还是作品的影响力，卡夫卡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卡夫卡的小说以表现主义著称，往往表现出对于权力关系和人性异化的思考。在其作品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变和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象征性。与普鲁斯特相比，他的小说没有恢宏的结构，长篇往往无疾而终，但却更为简洁；和乔伊斯相比，他的小说没有遍地的文字游戏，但却更为清晰。以他最为著名的中篇小说《变形记》为例，人变成了甲虫固然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小说的情节来看，这里没有任何有歧义的地方，没有含混，没有互文。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和他的家人之间的活动在卡夫卡的笔下栩栩如生，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不需要援引其他的作品，只要理解语言就能够理解小说的情节。有研究指出卡夫卡的写作《变形记》受到了他阅读《聊斋志异》的故事的影响，事实上两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借助不可能的事来描写现实的黑暗。但是与《聊斋志异》不同的是生活在 20 世纪的奥匈帝国的卡夫卡对于世界的认识和蒲松龄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他所面对的不是封建制度下官场的黑暗，而是奥匈帝国复杂的官僚体制，是充满困惑的身份认同，是资本主义定义的新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因而，虽然都是变形，卡夫卡为其注入了现代性的因素，甚至是后现代的因素。通过象征主义的手法，卡夫卡增加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不同于自然主义作品中作者将个人经验填充其中，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明确的时代性、地点性，甚至连主角也可以只是一个代号。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同文化的读者能够将自身的经验来填充，完成作品，以致于在一百年后来阅读依然让人感到卡夫卡所写的就是我们自己。
卡夫卡能够做到这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使用的象征主义的手法，而在于他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抓住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利用荒诞的手法剥去了世界的外壳而将其内核暴露给读者。让我们来读一读卡夫卡的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Schloß》，即《城堡》。Schloß 在德语中除了城堡之外，还有另一个含义，锁。将 Schloß 理解成锁，我们就更能体会到 K 不得自由的感受。
首先来看第五章，我们 K 收到了克拉姆的邀请来村子中担任土地测量员的工作。但是，村长却用无可辩驳地事实告诉他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的工作。村长试图找出一份几年前的公函证明已聘请了另一名土地测量员，于是让妻子去柜子中寻找：
……柜里塞满了文件，柜门一开两大卷像人们捆劈柴那样捆得圆滚滚的文件滚了出来；那女人惊骇地跳向一边。“大概在下面，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那女人顺从地用双臂抱住文件，把柜里的一切全扔出来，以便去那下面的文件。文件已堆满半间屋子。“这只是一小部分。主要的文件我都存放在谷仓里，不过绝大部分已经丢失。谁能把这一切都保存住呀！谷仓里还有许多。——你能找得到那份公函么？”……
如果我们放下对于 K 的命运的担忧，这里的描写可以说充满了喜剧色彩，完全可以用作讽刺漫画的素材。事实上，卡夫卡的故事虽然往往色调晦暗，但是在描写上却往往夸张而幽默。比如在《骑桶者》的结尾：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但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遗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我的煤桶虽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 但它没有抵抗力; 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你这个坏女人,”当她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示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时,我还回头喊着,“你这个坏女人! 我求你给我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想象一个人骑着一个滚筒飞在空中，这幅画面是多么的好笑。但是，如果想到这是位连一铲煤都没有的可怜人被煤电老板的妻子无情地驱赶，那么恐怕就很难笑出声来。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了人物的无助和孤独和卡夫卡笔下的戏剧性情节之间产生的张力，让人泪中带笑。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翻找文件吧。在这里卡夫卡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官僚体制出现了。在《城堡》之中，以克拉姆为代表的官僚无所不在，而又无处可寻。说无所不在是因为 K 在哪里都能听到他们的消息，而且不得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说他们无处可寻是因为 K 和他们的直接接触屈指可数。在小说中，城堡中的人和外面村子里的人是两个世界的人，二者之间几乎没有接触，但是村子里的人却对于城堡中的人充满了尊敬，甚至可以说是无条件的信任。作为外来人的 K 对于这一切很不理解，试图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做事，却总是被村子中的人阻止。比如在第六章中，K 想直接找克拉姆谈谈自己和弗里达的事，却被老板娘阻止，甚至直呼克拉姆的名字也不被允许。在第五章中，村长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繁琐的官僚体制并以此解释为何造成了错误，但是却熟视无睹，丝毫不怀疑官僚体制的可靠性。在看到了克拉姆的聘请信后，村长甚至不认为这是克拉姆的错误，而将他解释为私人信件！在这里或许会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毕竟二者的自我麻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自觉地盲目地维护地位高者的尊严。在第十七章中出现了另一位城堡的官员索尔蒂尼：
索尔蒂尼，据说他兼管消防事务，但是也许他也只是代表别人——官员们通常都互相代表，因此难以看出这个或那个官员的主管部门——索尔蒂尼参加灭火器捐赠仪式，当然城堡里也还来了别的人，官员和勤务官，索尔蒂尼完全所在后面，这符合他的性格。
在这里卡夫卡深刻洞察了官僚体制对于责任的推诿，然而这样的索尔蒂尼居然给阿玛莉娅写了一封不堪入目的信，要求阿玛莉娅去贵宾酒馆找他，并在最后写上了威胁性的语。而仅仅因为阿玛莉娅没有去，阿玛莉娅的全家就受到了人们的鄙视。这里，我们可以瞥见城堡和村子之间病态的权力关系。在小说的第二十四章，当 K 终于见到作为克拉姆的第一批秘书的埃朗格的时候，埃朗格的态度也是高傲而独断的：
K想道歉，埃朗格厌烦地闭上眼，表示他不想听。“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以前酒吧有一个叫弗丽达的女招待，我只知道她的名字，不认识她本人，她跟我不相干。这个弗丽达有时侍候克拉姆喝啤酒。现在那儿似乎换了个姑娘。这个变动自然无关紧要，大概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对克拉姆更是如此。但是，一个人的工作越重要，而克拉姆的工作当然最重要，就越没有精力对付外界，因此最不要紧的事情的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变动，都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干扰。办公桌上最细小的一个变化，一块一直留在那儿的污渍被擦掉了，都能产生干扰作用。换一个女招待也是如此。不过，这一切即使会干扰其他任何人和任何工作，却不会干扰克拉姆，那根本谈不上。话虽如此，我们仍有责任关心克拉姆的舒适，排除哪怕对他来说不成其为干扰的干扰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能对他形成干扰一，如果我们感到可能会产生干扰的话。我们排除这些干扰，并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他的工作，而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良心，为我们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因此，那个弗丽达必须立刻回到酒吧去，也许恰恰因为她回去了，反倒会产生干扰，好吧，那我们就会再把她打发走，不过目前她必须回去。据说您和她同居了，因此请您立刻叫她回去。这可不能照顾个人的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想再讨论了。要是您在这件小事上表现良好，对您的前途也许会有好处。我提到这一点，就已经是说得太多了，讲了不必讲的话。我要对您讲的就是这些。”他向K点头道别，把跟班递给他的皮帽戴上，在跟班的跟随下迅速而有一点瘸地走下过道。
这里埃朗格所使用的完全是命令的口气，同时并未给 K 留下任何讨论和争辩的可能。虽然给出了理由，但是这一理由无疑是曲折而离奇的。于是，在荒诞和幽默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官僚体制的丑态。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频繁出现，显示了官僚体制对于作为小人物的 K，阿玛莉娅一家等人的压迫。但是虽然官僚体制以及其他的权力机制，包括父权，是卡夫卡小说的重要问题。但是，仅仅是批判官僚体制并不足以使得《城堡》成为一本伟大的小说，在城堡之外，还有 K。
值得指出的是，卡夫卡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比如《饥饿艺术家》或许就和他自己难以进食的体验有关，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似乎是对于自己犹太身份的困惑。因而我们或许可以把城堡中的 K 理解成 Kafka 自己。如果我们从 K 的视角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无助。他只身一人来到村子，助手出现了奇怪的问题。他被庞大的社会机构抛来抛去，肆意蹂躏，完全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当他还占有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时，他和助手的关系也只是命令和被命令的关系，而一旦他失去了主人的地位，助手就对他毫无尊敬。他无法接近城堡，而村子里的其他人对他也缺少尊敬。在村子中，他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或许除了弗里达，但是最后弗里达也被迫离开了他，于是他再次变得孤独一人。在这一视角下，我们或许应该把《城堡》作为现代性的寓言，因为它表现了现代社会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渐分崩离析后人的艰难处境。如果这样来看，我们能够仅仅把城堡理解成官僚机构么？毕竟作者并没有允许我们真正地去一窥其中的奥妙，所以城堡也完全可以代表一种隐秘的社会结构，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村子这一社会中的人不得不屈服于这种社会结构，而城堡中的官员则是这一生产方式的共谋者，城堡的传闻是这一社会结构所编造的神话。于是城堡成为了永恒的城堡，在任何时代都有着它自己的城堡；成了无数的城堡，因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城堡；也成了无法靠近的城堡，因为在它面前个人的力量永远显得渺小。
虽然卡夫卡离开了，但是《城堡》还在。